引子泸深通
＃本文摘自《卢氏文史资料》第三辑(1989年11月)泸深通，作者许天民，原标题《我在隐蔽战线上走过的道路》
不知道这些早已公开数十年的资料会有何影响？如此这般，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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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出版时间，勿作无聊争论！
正文
原编者按：许天民同志，我县大石河村人。他是我县早期的地下党员。参加革命后到建国前，长期从事党在隐蕨战线上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历任开封特别市警备司令部办事处主任，河南省公安厅政保处、第八处、预审处处长，五八年公安部调赴香港继续作隐蔽工作，六二年调回广州任公安部华南办事处副主任，八四年在广东省安全厅离休。
许天民同志的回忆录《我在隐蔽战线上走过的道路》，原作四十二节，十二万言。在这里，我们虽然只选用了十四节，二万三千余言，但也可从中看到许天民同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红军来了我的家乡在豫西卢氏县。县境以内，熊耳山与崤山遥遥相对，周围数百里层峦叠嶂，千山万壑，争奇竞秀。洛水自陕南迤逦东来旁城而下，经过多年冲刷，形成山区罕见的川谷盆地。县城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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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三月，我生在距县城南部五十里的大石河村的一个贫民家里。父母在世时，我上过几天私塾，从十三岁起，就手提肩挑叫卖街头，赚取蝇头微利，勉强糊口。
这个小小的山村，东接栾川，西通陕南，它是鄂、豫、陕三省结合部的来往必经通道，但它只有一条长约五十米、宽不足三米的小街。每逢集日，人们熙来攘往，交易买卖，倒也有几分热闹。在国内战争年代，大石河村又是这一带最早过红军的地方。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先后两次路过这里。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贺龙将军率领工农红军第三军的北征；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程子华、徐海东将军率领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的北上抗日。这两次都是一进入我县，首先到大石河村，夜晚就在村里“露天”宿营。次日一早，由此动身，先后经过文峪、横涧、上店、官坡、兰草等地，或进入陕南商洛地区开辟根据地，或由陕南西进，经甘肃天水、平凉到达陕北，实现同根据地红军主力会师。
红军两次路过大石河村时，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这一带群众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特别是第二次红军过后对我印象最为深刻。那时，我已是十五、六岁，记得红军战士头留短发，身穿灰色军装，腰束皮带，紧裹绑腿但脚下多已露出五趾，刚卸行装就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并以“红政宣”署名在路口上，岩壁下写下不少的大字标语：“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倒土豪劣绅”“把地主的上地分给穷人”“红军不拉伕，不筹饷，不拿工人、农民的东西”等等。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并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激动人心的军衔印发宣言，在通衢路口张贴布告，最后署名为：
军长：程子华
政治员：徐海东
在过境红军的宣传和行动影响下，山区青年纷纷奋起参加红军的抗日革命队伍。
红军两次过大石河村，停留时间虽都不长，但却在我县山区留下了革命火种。穷苦农民从辛酸痛苦的生活中，知道世上还有一支这样专为穷人解放而斗争的军队，因而有了出头翻身的希望和信心。
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共率领了红二二三、红二二四、红二二五三个团及一个手枪团，加上直属机关，全部兵力不过三千余人。而追剿在后的国民党部队，是以上官云相为头子的一个“剿匪司令部”及其指挥下的四十七师和五十四师，兵力不少于三万人，数量十倍于红军。至于受到蒋介石急电严责，从四面八方赶来堵截的其他国民党部队，还未计算在内。尽管国民党部队在数量上居绝对优势，但是，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们都胸有底数，他们有过和红军多次较量的经验，深知红军主力部队，英勇无比，善于以少胜多。他们最关心保存自己实力，避免伤亡覆灭，而而总结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是同红军“不接触”“不硬碰”。而此，上官云相的军队，始终保持同红军不即不离，以二、三十里为距，求得“安全度”或“安全线”。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对我红军的北上抗日，他们动用了如此众多的部队，却起到了“武装护送”的作用。
我是在红二十五军“过”大石河村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二、寻寻觅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我红军第三军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的“武装护送”下，一夜之间穿山而过，象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样，从此下落不明（后来听说到陕南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红三军有个湖南籍青年战士叫吴廷贤（献）的，年约二十余岁，因病掉队倒卧路旁，而尾随在后的国民党部队，很快就会到来。倘被国民党军队发现，绝难逃尘。正在此危急之中，有大石河村里一个贫农老大爷，及时把这个病得奄奄一息的小红军收留隐藏了起来。经过照料调养，这个清癯俊秀的年轻人，迅速恢复了健康。
这时，红军刚过，在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之中，吴廷贤不知红军去向，不敢公开露面，只得在老大爷掩护下，暂时避居山中等待时机期待早日归队。老六爷老伴早死，又无子女，吴眼随老大爷拾柴卖草，相依为命。不久老人去世，吴象对生身父亲一祥遵礼举哀，克尽孝道，给群众留下极好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秋，吴将老大爷遗下的微薄积蓄作为资本，在大石河开了一间小杂货铺，想从广泛的交易往来中，多方探听红军的去向，以便早日回到红军队伍里去。我因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对这个不幸掉队的红军战士，怀着由衷的同情，寻找一切机会同他接近。经过了解，知他文化水平不高，但能看一般小册子，出于革命熔炉的锻炼，成长为一个坚毅不拔、沉着冷静、独立创业、极有作为的年轻人。
他在山村，唯有我们俩能谈得来。相处日久，遂成为“灵犀相通”的莫逆之交了。此外，邻家少妇李瑞亭，是个受过中等教育新女性，也是一个带有“阳刚之气”的女中丈夫。她虽出身衙前村封建地主家庭，又嫁到大石河村一个首富家里，但她由于在学校接受了一些“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所以对“三从四德”采取断然反对态度。她鄙弃她嫁的这个家庭少奶奶生活，她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她从我口里得知吴廷贤的一些情况，大受鼓舞，并开始向吴廷贤请教。吴也就所知予以启发和帮助，逐步使她原来的思想认识同阶级、革命结合起来，为她后来不懈地追求真理并为之献身的革命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样，在大石河村，我与吴廷贤、李瑞亭三个人在政治上有了共同语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鼓舞着我们前进。在未得到组织领导以前，我们三个人志同道合，并由此展开了多方面的宣传活动。
我们存在的迫切问题是伟大的党在哪里？亲爱的红军到了哪里？尽管当时还茫无头绪，但我们深信：“只要有石头，就有火种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不久，听说在共产党人的调解和主张下，蒋介石获得释放，从而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时我们不很理解，后来觉悟到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以抗日为重，而不计“宿怨”恢宏大度的政治胸怀，而钦敬不已。我们又听说，共产党人是从肤施（延安）来到西安的，于是我们就查阅地图，打听通往肤施的道路。
西安距卢氏本已够远了，而延安比西安更远。关山迢迢乏人引领，国民党又在沿途封锁，路费也一时不易筹借，看来，我们还得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三、西安之行一九三八年春，华北沦陷，东南半壁相继弃守，抗日战年面临更加艰苦阶段。就在这时，江西人李万里出任卢氏县长。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对我党抗日救亡主张全力拥护。一次在会上讲到群众生活苦到吃树皮菜根时，就情不自禁地抱住台上的木柱，用牙齿啃得格格响，以表示山区人民受压迫之痛，受剥削之苦。李万里的所作所为，怎能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欢迎，不到一年就被县内国民党当权者视为“异端”，诬其有“共党”嫌疑而解职他去。
李万里到任初期。就派有进步思想的东北辽宁人揣得为为新政府督察，又任用衙前村李思靖为政府训员，派他们到大石河村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揣得为、李思靖均为热血满腔、图赴国难的激进青年，对宣传抗日救国工作，无不焚膏继晷，全力以赴。他们到大石河后，因李思靖与李瑞亭是同族姊弟关系就住在她家。经李介绍吴廷贤也和他俩认识了。揣得为先生针对时弊抨击旧政府的黑暗，讲话极富鼓动性，听了他震聋发聩的宏论，我们象在沙漠里找到绿州，误认为他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共产党人”。揣给我们介绍了在朱阳关教书的关周光先生，说他会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但我们始终未能找到这位关先生。他又给我们介绍了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三十年代曾在中共河省委负重要责任的符元亮同志，而符当时也失掉了组织关系。直到一九三八年，我们寻求组织的活动失败后，揣才感叹地说：“看来，要求革命，寻找共产党，只有往延安去的一条路了。”于是，他介绍我们到西安“兢存小学”找一位刘明先生，又说持我的介绍信，刘先生会介绍你们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也就一定能达到你们去延安的目的。
想去延安找党的关系，原是我和吴廷贤、李瑞亭、李思靖四个人。李瑞亭由于怀孕不能长途跋涉，她就动员了她的丈夫——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七分校毕业的见习军官李建国同去，此外，还有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木工张自峰也一同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际，我们一行五人拿着李万里“沿途放行”的护照，带着各自借来的路费，经秦岭、洛南、商县、黑龙口与兰田等地，到了西北重镇西安市。先在东大街东北旅社住下，然后去“兢存小学”找刘明先生联系。谁知机缘不巧，刘先生就在几天前离开该校，去向不明。我们吃了意想不到的闭门羹，只有徒叹奈何！既然找不到刘明，只得次日一早到七里庄八路军办事处去“闯关”了。通过门前警卫同志指导我们来到大门右侧传达室，经过说明情况，办事处出来一个接待谈话的年轻同志，问我们有无组织介绍信，我们即把给刘明的介绍信递上，他们看了之后，表示困难地说：“原来从西安到延安是有汽车通行的，现在形势变化，不通车了，没有我们的护送你们是无法通过的。”最后接待同志又带着安慰我们的口气说；“请你们留下姓名地址，今后遇有机会我们再通知你们吧。”至此我们只好带着失望但不甘心的心情回到了住在的旅社。
当时，西安常道日寇轰炸。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又一次遭到轰炸，市民死伤千人以上，我们旅社也挨了一颗炸弹，死了五、六个人。西安戒严，去延安无望，找党无门，“长安居，大不易”，看来，只有先回卢氏从长计议了。回到卢氏后，李建国、张自峰二人抱怨说，这次西安之行，犹如瞎子摘酸枣，“得不到果实还扎烂了手”，今后再不干这样的蠢事了。道不同不能与之相谋，至此以后，我们和张、李即分道扬镳了。
四、如愿以偿李万里县长在任时，为了刷新基层政权，曾成立了“卢氏县行政人员训练班”。希图培养一些有为的青年。出任新的联保主任。一九三八年十月，李指派该训练班学员张大伦到大石河任联保主任。张是陶湾镇人，年约二十上下，能写会画，思想活跃同情人民疾苦，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同我很谈得来，逐渐成了要好的朋友。
一天，他问我：“听说你去延安未成功，是吗？”我如实地讲了去西安的经过。他听后感叹地说：“革命有志，投奔无门，我很久想参加共产党，就是找不到门路，根据你去西安的情况来看，即使我要再去也是不得其门而入的。”于是他劝我不必冒然从事，并说：“我就不信，卢氏这样大的山区，就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对他深情的信任与感谢。
一九三九年二月，张大伦又找到我，把我拉到他的住室内，关上屋门，悄悄伏在我耳边说道：“有好消息了。”我心领神会说：“那太好了，你在何处发现？”张大伦把在县训练班当指导员的张象文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说张象文二十来岁，听口音象广武、荥阳一带的人。他在课堂上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反对暴政统治，立场鲜明，阐述精辟，有极大的鼓动性和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在同学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最后，张大伦说：“张象文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十有八九是个共产党员。”并说：“你如同意，我们找他谈谈，也许通过他，能够找到党的关系。但愿天从人意，实现我们多年来的愿望吧。”
一日我们在县行政人员训练班找到了张象文。他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因县训练班谈话不便，张大伦建议我们到外边走走，张象文也想到这一点，就约定分头出发到“东观”（今县车队院内)去谈话。“东观”是一个年久失修的道教遗址。我们对周围仔细瞭望了一下，见没有异常情况，就安下心来。在交谈中我直接了当向张象文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表示愿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和拥护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决心和主张。请他帮我找到党的关系。张象文同志，对我并未作过多的询问，可能张大伦事先已向他谈了我的情况。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张象文同志介绍河南省委巡视员兼卢氏县委书记刘遵实（即赵致平）与我、张大伦、吴廷贤、李思靖、陈芝翰（即陈涵）见面，遵实同志代表县委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接受我们为共产党员，另定时间举行入党宣誓供式。从这天起，我开始觉得生命充实，并富有意义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农历后七月二日）这个光荣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遵照通知，准时来到县城以东十八里的南苏村“洛河之滨”。在那里由遵实同志代表县委举行了严肃的入党仪式，宣读了入党誓词，并讲了话。他说：“欢迎五位新同志加入到我党队伍中来，我们的战斗力更强大了……我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前仆后继，奋斗到底，直到彻底胜利。”他接着说：“同志们已经有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今后，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斗争中，要永远成为一个走在前列的先进战士。”
仪式结束，我们又一同轻声唱起了《国际歌》，这歌声把我们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我入党了！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神圣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我想欢跳，我想歌唱，我又情不自禁地流下幸福的眼泪。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啊！
我带着快乐与李福感回到了大石河村，并迫不及待地把这一特大喜讯悄悄告诉了李瑞亭，又很快介绍她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合法斗争武汉失守前后，河南大部分土地沦陷，只剩下洛阳与予西一带的一块干净。蒋介石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口号有极大的欺骗性，我地下党就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地下县委机关隐蔽在东营子村。经过细致周密的调查，决定必须团结群众坚决与恶要地主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当时，县委领导骨干集中隐蔽在东营子联保处，张大伦任联保主任，我任联保书记，陈芝翰任东营子中心小学校长（联保处与中心小学同在一院）。
斗争首先从这一带大地主、大恶霸、大劣绅杜玉兰、杜玉芝兄弟头上开刀。通过发动群众，开展了清算与退赔斗争。杜氏兄弟凭借他舅父陈土凯省参议会副参议长的势力，霸占公产，重利盘剥，为害乡里，广大农民恨之入骨。群众在县委领导下，从清算财务账目入手，发现他们贪污侵吞粮食数千斤，公款数千元，并迫使他们退赔懒款。他们出曾纠集坏人反扑，但被我们发动起来的群众威力所震慑，只得低头认罪。这样以后，就把以户为单位的摊派办法改成按土地多少的合理负担，从而第一次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接着，我们又用墙报、板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揭露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对群众的欺骗，使群众站在我们一边。
年底，我们的目的已达，为防止土豪劣绅的反扑和报复，组织上又根需要把我调回大石河村，不久又派我到栾川去。在卢氏县的这段时的活动中，我们主要在贫苦工农群众和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些党员。由我联系和发展的地下党员是：王震环（工人，洛宁人，解放初期赴朝作战，任后勤科长）、刘照（学徒，洛阳丰良镇人）、李茂林（开小书店，洛宁人）、王觉民（小职员，终宁人）、马子健（小职员，洛宁人）、王永福（岔农，卢民东营村人)、李冠五（贫农，卢氏大石河人）、邵德仁（贫农，大石河村人)、王国亮（贫农，卢氏人），杨清敏（涧北村洛师学生）、张心嵩（小学校长，伊川葛案村人）、贺国英（栾川镇中心小学教员，卢氏朱阳关人）、崔宗舫（教员，偃师人，解放后在人民军队中工作）、孙克模（栾川镇中心小学学生，栾川镇人）、毕先修（栾川镇中心小学学生，栾川镇人）、常乐敬（栾川镇中心小学学生，栾川人）、陈平山（栾川镇中心小学学生，栾川人，现在栾州县委工作）、李崇彩（学生，卢氏衙前人）、何俊亚（学生，卢氏范里人）、张忠恕（学尘，卢氏大峪人，现在嵩县卫生院工作）、陈芝翰（即陈涵，政训员，卢氏范里人，原在东营子村地下县委工作，解放后农广东珠江航运局工作）、石中立（户籍员，东营子联保处），卫邦新化名马伊林（二区联保主任，栾川县人，解放后任河南农业厅副厅长）、张子柞（二区联保主任，栾川人，解放后在河南省政府工作）、候聘三（二区联保主任，栾川人）、崔天汉（一区联保主任，栾川人，现在栾川县政府工作）。从一九三九年以来，在这一带山区，由我所联系或发展的共产党员共二十六人。
六、进入抗大一九四〇年二月，卢氏县委同意我的请求，派我到革命根据地去学习。我和向省委（当时省委设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的陈芝涵同志一同到了洛阳，找到设在南关贴廓巷58号八路军办事处，见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卫兵同志，我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得到允许进入“洛办”，由工作干部郭长富同志领着我们来到后院，在东厢房办公室见到了负责人王吉人同志。我向组织递交了县委介绍信，王略问数句，就指示苏翰华（解放后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等同志把我安排在办公处前院的楼上，生活上也照料得很好，并要我在这里安心学习。
河南大部分地方沦陷后，洛阳成了临时省会，也成了日寇空袭轰炸的重点城市之一。我们在洛阳期间，曾遭到几次夜间轰炸，幸亏有惊无险未受损失。
一周后，八路军总部，从西北派来二百余人开往抗日前线的干部队伍，来到“洛办”机关。带队的负责人是饶子健（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司令员）、宋日昌（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与邱会作等。“洛办”通知我与张午影（解放后任安徽芜湖大学校长）同志随这支队伍往皖北根据地，并派王清明同志以第十八集团军129师副官身份，作为向导与护送人。一路上晓行夜宿，先后经过临汝、宝丰、舞阳、漯河、上蔡与界首等地进入安徽，抵达太和，由此再往北行，来到了涡阳。二月下旬，我们又从涡阳渡过涡河，终于来到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即后来的新四军四师司令部）驻地新兴集。这里是我边区党委领导机关，又是予皖苏边区中心根据地。
在新兴集，只停留了短短数日，就赶上在边区永城县麻冢集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第一期的开学典礼。三月十八日是我到根据地后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如愿以偿地进入“抗大”四分校第一期的第一大队二中队学习。在学习期间，我担任第四班副班长、党的小组长与大队支部的民运委员。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中国问题”“游击战术”“哲学”“群众工作”与“军事常识”等。
在这里，我见到了闻名已久的四分校校长六支队司令员彰雪枫同志。他，河南镇平人，年约三十来岁细高身材，精神奕奕，眉宇间一派英武气概，穿一身退了色的灰布军装，严肃整洁一丝不苟。十年内战时期，他是我红军部队中高级将领之一泸深通，在我根据地是全军威信最高文武兼备的指挥员。名将之花，给我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麻冢集，学习了两个多月，遣到了日寇四面合围的突然袭击，其经过情况是这样：
一九四零年六月一日，我皖北根据地领导机关，在新兴集北大操场上举行“五卅”死难烈士纪念大会”。一大早，我校全体学员，由教育长方中锋领，一个个荷枪实弹，斗志昂扬地由麻冢集浩浩汤进入大会场。大队长吴刚下达了口令，调整好了队伍，大家席地而坐。就在大会刚要开始时，在主席台上的彭雪枫司令员，忽然宣布紧急作战命令。
他说：“同志们要注意了，“今天召开大会，纪念我们的烈士，我们要继承烈士的前仆后继的光荣传统，学习烈士们不怕牺牲的节命精神。”接着话锋一转，“可是日寇不让我们来纪念，它来捣乱破坏我们念议的召开，因此，今天我们要准备打仗，把来犯的敌人，一个不留地消灭掉”。
他又立即发出命令：“抗大非战斗部队，迅速撤离会场…….”。在方中铎教育长指挥下，“抗大”学员很快撤出了会场，并向西北方向转移。就在这时，日寇炮弹接连落到了会场中心。一时间，会场成了战场，我主力部队同进犯之敌展开了激战，短兵相接，进行了肉博，一直战斗到黄昏歼灭了大量敌人，残敌溃逃，我根据地才又安定了下来。
七、重返白区一九四〇年，我在“抗大”四分校临近毕业。大队支部书记刘捷挺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永城第四区担任区委书记。这个区有一百条枪，还有一个自行车队，边区党委就在永城一带，离司令部很近，那里开展反顽斗争是没有问题的。”我提出来：“我过去，主要搞地下党的组织与联系工作，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请领导再作考虑。”过了两天，他又对我说：“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赖毅同志找你谈话，对你的工作安排可能有变动。”我随即往四支队政治部找赖毅同志。他住在麻冢集一间草屋里，我到门外，高声喊出“报告”他即十分亲切地让我进去，问了我在豫西山区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我说保密工作很好，未发生任何问题，他说：“那很好嘛，驾轻就熟，看来，你还是回敌战区工作吧。有关工作细节，可由联络部长任泊生同志和你详谈。”
并告诉了我任泊生同志居住的地点。次日一早，我从麻冢集附近的唐楼来到了陈楼，见到了任泊生同志。他指示我说：“现在，国民党重庆政府，到处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愈来愈反动独裁……我们为了制止蒋军的妥协投降和制造摩携等军事活动，迫切需要在蒋占区大力开展情报工作，以了解敌人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军事活动情况。还要密切注意国民党军队内部不同派系对抗日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政治倾向，时刻警惕他们所策划的对我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又说：“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可令孙桐萱，还兼予皖边区游击总投挥。孙的总指撑部在周口设立了一个通讯处，又在涡阳设了一个通讯分处，专门搜集我支队的抗日活动与军事情报。涡阳分处的负贵人是第三集团军的少校参谋谢历新。他本人住在周口不在涡阳。涡阳分处为田瑞珍代其负责，田瑞珍原是失掉组织关系的我党党员，现在虽然还未接上组织关系，但田的政治态度表现极好。前天，田来根据地汇报了涡阳分处的性质、任务及其内部情况，要求组织上派人到涡阳去指导和联络他的工作。”
这时候，任泊生同志目光炯炯，伸出两个手指在我面前比划着说：“这个机会很好，你今天就到涡阳去，找到田，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可以掩护的职务，就在那里开展工作，目的是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核心情报，紧急秘密的情报要随时报回。”这时我提出来：“有紧急机密情报，需要送回，但因战争阻隔，交通条件不允许又当怎么处理？”任泊生同志即作了如下约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同我驻涡阳的公开机构联络站站长吴宪(解放后任浙江省委书记兼杭州市长）同志联系，请他把情报及时转回来”。并一再叮嗨：“这种关系只能在万分紧急和绝密情况下进行，切不可经常使用，以免暴露身份。”
谈话完了，他取出一套新制的斜纹短裤褂，一件长衫和一双布鞋要我去化装，又给了我一封署名“刘茂青”的便函，作为和田瑞珍同志见面联系的介绍信与身份证明，此外，还给了我两角边币（豫院苏边区发行的钱币)流通券，作为渡涡河的船费。他要我立即起程，争取当天到达涡阳，尽快落实上项工作。
我辞别了任泊生同志，直奔涡阳而来，在去涡阳的大路上，边走边想：我将很快由公开工作转为秘密工作，由根据地转到敌占区，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啊！现在要进入的是国民党情报机构，同在豫西山区的工个环境与条件大不相同，如果应付不好，就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特别是国民党情报人员，吃喝嫖赌，敲诈勒索，五毒俱全无恶不作，我置身其中，将怎样做到“入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上钩而不上吊”呢？看到手中的边币，又联想到过河这一关如何应付，遇到盘查该怎样回答，身着全新服饰作何解释，我去涡阳要干何事等等，怎样才能合情合理无懈可击。正思索间已经来到涡北渡口，船抵码头时，果然，国民党检查人员围拢过来，进行查问了。他们横眉竖目地问我：
“从什么地方来？”
“龙山集。”我答
“你干的什么职业？”
“小学教员”。
“往何处去？”
“到涡阳城里。”
“干什么？”
“找个同学。”
“你同学是干什么的？”
“他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涡阳通讯处的主任。”
他们点点头，让出道来，就这样放行了。到了涡阳城里，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通讯分处的“谢参谋”(即田瑞珍同志)。田瑞珍同志看过我带去的介绍信，即领我到另一房间里，向我介绍这个通讯分处的情况，他说：“这个机构是军事情报机关，按防区管辖，它同住在涡阳一带的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由伪军反正的新编第七军（军长宋克斌）、第十二军（军长由孙桐萱兼）以及涡河沿岸反共游击部队都有情报上的从属关系。”
田安排我在通讯分处担任文职务，负责整理来自各方面的军事情报和社会舆情资料，然后上报。关于我和田的关系，相互约定：原在天津时的同学，华北陷落，逃来皖北，在龙山集小学教书，目前来涡阳偶在街上相遇，由他邀来作一些文书工作。
这个分处，有个专门搞便衣侦察的老牌职业特务，任中尉队长的名叫王厚德。他以下有少尉便衣特务七、八人，是所谓情报骨干。田一再关照我要对他们提高警惕。事实果然如此，这些情报骨干自作聪明疑神疑鬼，对新来乍到的我寻根问底旁敲侧击，但我处之泰然，谨慎从事，使他无懈可击。
他提出要在内部搞一个保密制度和业务纪律，凡是上报情报，不得留存底稿，情报材料用过之后须立即焚毁。分处人员在外过夜必须事先请准，次日要向分处详细汇报等等。
最初情报材料不多，略作整理随时上报第三集团军总部参谋处，把留下的底稿，即时送回根据地。此后，我们千方百计广开情报渠道，情报材料才源源不断。其中军事情报时效特强，必须立即送回根据地，但当时我军处在日伪顽的夹攻之下包围之中，我领导机关经常流动，很难如时取上联系，送重要情报往往找不到领导机关收取，失时误事。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按照约定办法，向我驻涡阳联络站的吴宪同志汇报和联系，由他设法转回。
为了便于隐蔽我们出入联络站，吴宪同志还在站外大门口筑起一道瓮形影壁，来掩护我们进出。但这种办法也只能是权宜措施，如果来往数一多，就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注意，只可暂而不可久。于是我们研究了一个不再往联络站，也不与联络站同志见面的联系方法，即在城内的公共建筑物如教堂、庙宇或小学校等处，选定一两个地方固定方位，寻一个墙缝或士龛，用粉笔作上标记，然后塞入以隐语代号编写的情报。联络站派马鹏与老康二同志来执行这一任务，秘密取回。从此，同联络站就不再直接接触了。经验证明，用不见面的接头办法转送情报，既安全又可靠。
八、“特别支部”一九四〇年八月，我豫皖苏边区党委和六支队司令部派我到安徽涡阳县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联络活动。我遵照上级指示，通过在蒋军第三集团军驻涡通讯分处的田瑞珍同志与郑州的朱晦生同志取得联系。朱晦生同志，陕西朝邑（现大荔县）人，系二十年代的地下党员，当时隐蔽在第三集团军为该军总司令孙桐萱的少校随从秘书，见面后，我们两人就有关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他说：“我建议根据地领导机关，应尽快在敌区建立地下党组织，作为四师在这一带地下活动的领导机关……”又说：“还要尽快地把一向同我们有密切关系并历经考验始终对党忠诚的毕彦升、孟庆元、蔡云培、杨景利等同志吸收进来，时间愈快，愈早，愈好，否则于工作不利。他的“快、早、好”是要抢在敌人发动全面进攻以前建立起来，就能及时发挥巨大作用。
他还谈到几个同志的问题，如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部的中将高参王致远。王是彭雪枫同志勤工俭学的同学，他希望有机会见到彭雪枫司令员，如一时不能见面，也希望彭雪枫司令员了解他的近况。
他又谈到在漯河驻防的新七军副旅长王灵霄的问题。他说：“这个人思想进步、颇有胆识，有强烈的入党要求，但现在思想非常苦闷，你到漯河时可以同他谈谈，给以鼓励。”最后，他给了我一双棉布鞋，(王托朱卖的）作为同王见面的暗号。
我回到周口，决定再次去根据地汇报，谁知北渡涡河后，受阻于激烈的枪声，折转到龙山集一带，仍找不到四师领导机关。后来，又从涡河南岸向东行进，到了蒙城，一路上的军警关卡随处可见，盘查甚严，不便通行。但水路亦被封锁，在此走投无路的困境下，我只得去找国民党蒙城县长袁传璧。此人反动透顶，残杀不少革命同志，但我的第三集团军通讯处情报人员的身份，他是清楚的，因此他以反共的立场，才肯于帮助我的工作。我们见面之后，谈了我要潜入新四军驻地，开展工作，现在交通工具发生了困难，望他给以协助。他听了之后就慨然应允。在他的协助下，我才坐船从水路到达龙岗集新四军根据地。
进入根据地，被五、六个人的小部队把我引到一间旧庙里盘问，我不能暴路身份，只好说；“我是去溜河集作生意的。”
“你胡说！你不老实回答问题，那有乘船去溜河集作生意的？”
盘问的人又恫吓我：“你是睁着眼说瞎话，不老实，就对你不客气了。来，把他捆起来。”
就在此时，庙外选来一个佩带短枪干部模样的人。我一眼认出他是我在“抗大”时的第三班长。四目相视，我略略向他摆头示意，他很快会意了。
他对盘查的人说：“这个人，交由我来审查吧你们不必再管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公安局负责人）。”于是他带我到了特务团见了饶程团长，又送我到四师领导机关，见到了任泊生同志。
听了我的工作汇报后，任泊生同志说：“党同意你在敌区建立特别支部，由你负责，但人数要少，绝对保密，要注意不要发生横的关系。”他翻了翻记录汇报的小本子，又慢条斯理地说：“周口地下联络点，也要尽快建立起来。这次可以买些货物带回去，作为筹建据点的资金费用。”次日，任泊生同志派人给我办了一些布匹等货物，又派人秘密送我出境，我又几经曲折地回到周口，并在周口剪股街11号，以后又在34号和商人韩克斌合办了一个“永大”皮件庄，由他任经理，作为我“特支”的地下联络点。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特支”同志在敌、伪、顽犬牙交错的斗争形势下，奔走于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枪林弹雨之中，为配合我军作战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
一九四〇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蒋军企图进攻豫东、鲁西边区，大兵团从我军驻地过境进犯，都在事发前送回情报，使我军减少或避免了损失。
一九四一年五月，打入国民党财政部缉私署周口货运稽查处（军统）的毕彦升同志，从汤恩怕的鲁苏豫皖四省党政分会，获得一份有关汤恩伯为进攻豫皖苏边区与涡北根据地的军事情报，其中包括实力雄厚的集团军指挥官名单、兵力、驻地、兵员数目与装备等绝密情报，我必及时把这份情报送回根据地。
我仍然用跑行商的办法，由彦升同志借来一千元作为资本，并约了几个单帮客同行。
当时，豫皖苏边区的情况是：汤恩伯的军队已经进驻涡北一带，我四师部队由涡北往东移动，到达宿县附近，准备派往津浦路以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因此，我决定往日寇占领下的宿县去买货、借以寻找部队，如果在宿县找不到自已的队伍，那就往津浦路以东去找。
我和一些单帮客，由水寨出发，先后经过豫皖两省的沈丘、界首、高公庙、涡阳、曹市集与孙町集等地。就在孙町集正好遇上我四师部队从津浦路以东又回到路西，但如何摆脱同行的单帮客，使我很费踌躇，最后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我一个人到孙町集的寨外去散步，看到附近有我军的骑兵在喂马，我上前找了一个干部同志，同他密谈了我的意图，他以查店的办法，借口我有某种嫌疑，叫我去问话，把我从饭铺中弄出来，带我到离孙町集以西约五、六里的村子里。这里住着四师领导机关。我一门就看到了八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与司令员张震同志。我向两位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并送上从裤脚拆出的缩写情报材料，领导同志对这些材料十分满意，又付给我法币一千元，命我偿还借款，然后派人送我回孙町集，又见到了同路的单帮客。他们都高兴地庆贺我安全返回。
后来因这次情报准确而及时，受到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吴芝圃等领导同志的嘉勉。
“特支”的另一突出功绩是为安徽孙町集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关键性的情报。
孙町集是安徽宿县一个大镇，为日寇盘踞的重要据点，也是津浦路上我军由东到西必经之地。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当新四军领导急需拔掉敌伪在孙町集这颗钉子之际，我又来到涡北根据地，向四师领寻同志汇报工作。吴芝圃同志与联络部长王之光接见了我，慰勉有加，殷切关注，并听取了我的汇报。
当我汇报到“特支”领导下的王奇同志已打入孙町集汪伪第二十五师窦光电部任上校参谋长时，吴芝圃同志十分高兴地说：“这个情况好，很重要……我们正急于要弄清楚他们的兵力、工事与火网组成等具体情况，你来得好，就先去孙町集一趟，要王奇同志把有关情报，尽快地搞好送来。”
我正要动身时，吴芝圃又说：“你与王奇同志联系好后，把情况就近告诉蒙城县委负责同志即可，我会给他们打招呼，他们自然会接应你的。因为司令部机关还要移动，所以你不必再去司令部了。”
王之光同志亲率三名骑兵把我送到××团，罗刚团长又派人护送我通过敌伪经常出没的危险地带。
我来到孙町集，很快找到王奇同志，向他详细交待了任务。他深为激动地说：“这是党对我最大的信任，也是我的无上光荣，我决不辜负党对我的重托。”并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王奇同志说到做到，迅速把孙町集的驻军人数、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炮火配备等详细情报材料弄好交我。次日，我按照吴芝圃同志的指示，到蒙城和县委负责同志联系。在途中行经一个不知名的村庄，看到路边有一个税务所，我即上前打听，问道：“同志，县委在什么地方？”他们对我发生了怀疑，盘问了几句，就不由分说把我捆绑起来。当时我也弄不清这个税务所的敌我而目，就问道：“把我送到哪里？”一个武装同志说：“你不是找县委吗，就是送你去。”
我听到“送县委”，就暗自高兴。谁知道押送我的人来到一个村庄，却要我去见一位在那里养病的×科长。原来他是这个税务局的领导人。我听说他是领导干部，我就说明了我的身份，请他解除对我的捆绑，再送我到县委去。这位科长犹豫了好久才说了一句：“请你再委屈一下吧，县委离此不远，问题到那里自然会解决的。”我听了此话真是啼笑皆非。看样子，他不相信我的申述，但在无人对我身份作证下也无可如何，只得忍住痛苦，跟着押送我的武装同志走去。
约一个小时，来到一个村庄，接收我的不是县委而是公安局。
一个满腮胡子的史局长找我问话。他把我端详了好一阵子后，向我说：“你是不是姓许？”我答：“是的。”他慌忙给我松了绑，并对税务局的武装同志说：“人，我收到了。你可以回去了。”
然后史局长告诉我：“我们接到吴芝圃书记的通知后，昨天就和段佩明政委在公路上等你一整天没有等到，想一定是错过了，因此，今天未去再等，致使你受了委曲。”并向我表示歉意。
我把与王奇同志联系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说明，请他代为向段佩明政委汇报并转报吴芝圃同志。午饭后，他们把我送出村外，我即南行往蒙城转赴太和。
到太和不数日，我听到孙町集被我新四军第四师打掉的消息。“特支”地下情报工作者王奇同志，为我军孙町集之战，夺取津浦路上的交通要镇，全歼汪伪二十五师，立下了功劳。
总之，“特支”提供的重要情报，对保卫我根据地的安全，防止敌人的进攻和军事袭击，以及粉碎反共游击骚扰破坏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九、往大别山一九四三年五月，“豫东地下党特委”特派员李彬（又名李晨光，解放后任滁县地委书记与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同志携带了在界首工作的蔡宁同志（我特支领导下的党员）的介绍信从项城来到宝丰的“商酒务”，同我接上组织关系。他十分诚挚地说：“你们在人内部有极为重要的隐蔽力量与不少上层的工作关系，这对革命工作是非常宝贵的。”但又惋惜我与四师领导机关失掉联系，以致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因而建议我去大别山豫鄂边区党委汇报工作，就近得到党委的指示，以便发挥情报作用。“特支”同意了李彬同志这个意见。遂同李彬同志商妥，共同到大别山去汇报工作。
我们商定在水寨会合。然后问豫东地下党“特委”有关同志司清敏等见了面，听了他们的汇报，并研究了项城、商水与西华县一些地方支部工作。七月中旬我们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商水县李彬同志的职业点会合。我到商水县后在国民党县政府的对面，找到了那个只有一间门面的修理自行车铺。只见门口挂着钢圈、车胎一类的业务幌子。我看到里面站着一个两手沾满油渍的店伙模样的人。我上前请问：“李掌柜在家吗？”他抬起头来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说：“刚刚出去。”又走上前来问我：“先生，你贵姓，从哪里来？”我说：“我姓田（化名）从临汝来。”他似有所会意，过来又十分热情地让我坐下。我也很客气地问他：“你贵姓啊？”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只是说：“我在这里是帮忙干活的。”又说：“你要有急事请等一下，我去找找李先生。”说罢离去。不过片刻，李彬同志和他一同来了。
李彬同志告诉我，刚才那位去找我的人就是王治国同志，并说：“治国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交通员，我们回大别山，就主要依靠他给带路与护送了。”
不久，我们一同由商水县出发南行，经上蔡、汝南、正阳、息县再往西去，由罗山来到信阳，出了河南进入湖北边境的宣化店与禹（吕）王城等地，十分顺利地到达了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指挥部。
当时，大别山一带，敌情很严重，几乎天天都要同广西军队打仗，直到半个月后，敌军的进攻被粉碎了，中心县委书记吴行兵（即吴皓，解放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同志才派了一个班的武装护送我们安全地来到了大梧山我豫鄂边区党委的所在地。
在大梧山，我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她是既领导地下斗争又领导武装斗争的巾帼英雄陈少敏同志。她在大梧山角下一个村北头的祠堂般的老房子里，接见了我和李彬同志。她细心地听取了我连续五次关于敌区军事、政治、社会、灾荒、征兵情况与“特支”工作的专题汇报。她还带我到五师司令部向师长李先念、副政委任质彬等负责同志作了一次综合性汇报。因为长期在敌区活动，为避免留下任何笔录文字的痕迹，情况主要靠脑力记忆。以上汇报全凭记忆复述。陈大姐听过找的汇报后，开玩笑地说：“老许的脑子比油印机还强。”
鄂豫边区党委为了使我“特支”就近配合作，还向新四军四师要来了我的党组织关系，我“特支”工作从此改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我们在大梧山过了中秋节，组织安排我们返回敌区，并派王治国同志作为上级党委与我“特支”的专职交通，陪我同行。临行前，少敏同志宣布：边区党委作出决定，由我接替李彬同志任豫东地下党特派员，负责全面工作，并明确指示：“必须把地方工作与军队工作严格区分开来……不得发生横的关系，以免暴露，这是一条党的纪律，不能违犯。”她还要我。作为“特支”负责人，除了正常联系外，在情况与条件允许下，每年至少要我亲自回边区汇报工作一次。对于分布在各地蒋军中的党员与朋友，少敏同志指示“特支”务必帮助与教育他们应有长期斗争思想观念，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作好职业掩护，确保党的秘密，争取得到敌人的进一步信任，提高工作职位，以便今后扭负更重要的责任。最后边区党委给了两千多元就近采购了一批纸张与布匹，我们以跑行商的身份，又几经曲折地回到了周口。
十、“徐州工委”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为抢占胜利果实，背信弃义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以重兵强占了徐州以北我鲁南解放区的滕县、枣庄和临城一带城镇，企图南北夹击我解放军，以打通津浦、徐州至济南的铁路线。徐州是战略要地，地处华东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之间。
国民党军队云集徐州，随时准备进犯我建东、皖北、苏北与山东各地。我华中分局领导机关认为“特支”组织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将“特支”扩大而成立“徐州工委”以加强这一地区的军事情报与联络工作，并任我为书记，朱晦生为副书记。“工委”遵照这一指示，积极开展徐州一带的情报工作，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布署、兵运和驻防情况，搜集敌军部队番号、装备、兵力与企图进攻解放区的情报，对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工委”的同志们，还根据当时斗争形势，趁国民党调兵谴将，抢占重要战略城镇之机，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打入敌军领导机关，掌握重要职位，并随敌军进驻各个战略要地，我们的隐蔽力量当时已伸展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原等五个大战略区。
这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的同志，坚守岗位，坚持斗争，设法与当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支地下尖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埋头苦干十多年，发展成为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一支拥有六十多人的地下情报队伍，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工委”为在徐州迅速建立地下据点，我以同乡关系通过徐州盐务局业务科长杨绍唐，办了两个经营盐业的分销执照，先后在徐州三马路8号与复兴路282号开设了胜利盐行与中华盐号。这些盐号由我任经理，“工委”朱晦生与张荣华等同志都在盐号的掩护下开展活动。当时由于交通点线不健全，我们转递情报，或进行联络都得经过战火纷飞的前线，以主动“被俘”的形式把军事情报送回解放区，然后经过我军的“释俘”由邳睢铜办事处派来的专职交通朱伯仁同志暗中护送回到徐州。“工委”在迅猛发展的形下，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即国民党军队以“受降”与“接收”抢占重要大城市时，我“工委”派入的同志随敌人一同前进，向新地区深入发展，如朱建国、周启向等同志进入北平、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王啸同志进入张家口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赵炜同志进入沈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其他同志也纷纷从皖北、豫东与徐州一带迅速分布到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河北、湖北、陕西与绥远、辽宁等九个省，北平、天津与上海三个特别市以及南京、徐州、郑州、开封、西安、保定、张家口与沈阳八个省辖市，纵横千里，到处都踏遍了我“工委”同志辛勤的足迹。跟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一样，钻入敌人许多军事机要部门，钻入他们的指挥作战中心，钻入他们的心脏里，同敌人英勇斗争。
我“工委”常向驻毫县的四师吴芝圃、赵彤等同志汇报工作。还向华中局的陈毅军长、谭震林政委汇报工作，并汇报了“工委”领导下的孟庆元、任正远等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条件、地位与作用等。
谭震林同志指示说：“目前要注意国民党军队由商丘，皖北一带调来徐州的军队番号、装备、兵力、兵种与军事活动的企图等情报范时汇…。”谭政委又说：“这一带敌人的活动，都和我军、我解放区密切相关，因此，你们要加强搜集敌人在这一带的军事调动与布署情况。邻已知彼，百战不殆嘛……”
我“工委”当时的一切活动，都紧紧旧绕着这一带的战争形势而争分夺秒无日无夜地紧张工作着。
十一、忽被逮捕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工作需要我曾经打入皖北汤恩伯部的招募总处干过一段军需。日寇投降后，我由军需改行到徐州开设“中华盐号”，以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人身份出现开展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天夜里，我忽然被国民党逮捕了。
这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候，国民党鲁南战场与苏北战场的军事指挥中心在徐州。腾县与临城一线的军事失败，使整个徐州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慨。蒋介石为确保徐州，几乎对一切出入徐州人（包括商人）都心存怀疑。我的盐号是少不了从苏北一带运盐分销，这就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的目标。遂由徐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徐州绥靖公署二处、宪兵团及警察局采取联合行动突然袭击，连夜对“中华盐号”进行搜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国民党徐州军警特务机关，由绥署某特务“高参”和绥署第二上校处长李亮用一连人的全副武装，团团包围了我的住处和“中华盐号”。他们口口声声说：“许天民和盐号的人都是共产党”，说“'中华盐号’是共产党设在徐州的地下机关”。他们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挖墙拆，足足闹腾了一个通夜，把“中华盐号”里所储存的数量很大的盐包，全部用刺刀挑开，但搜查结果，一无所族。仅在我的住处搜出治病用的鸦片烟一小块，在他人屋里找到一本店公开发售的由美国记者写的《毛泽东在重庆》的小册子和一张乐器谱。天将黎明，连我一共带走了七个人，押送到警备司令部的监狱看管。我苦思冥想，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正在考虑如何应付审讯的时候，忽然听到搜查逮捕我们的那个绥署二处处长同那个特务“高参”在一旁悄声密语，一个说：“昨晚的行动，可能闹了一场大笑话。”那一个发牢骚地说：“他妈的，不知道他们（可能指举报人）搞的什么鬼？”
他们这几句失望的悄悄话，说明他们的搜查完全是盲目的。敌人并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也不是知情人“叛卖”和工作上疏漏。据此判断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与轻松的。
我也猜想到，敌人虽没找到片言只字证据，但在审讯中，敌人必然是装模作样，似成竹在胸威胁恐吓，寻找把柄，我必须一上来就理直气壮地坚决顶住，看他们有何伎俩可施。到了监狱之后，我和其他六个伙友是分开关押的，我一个人被关进一个小监房内，其余都关在一个大监房里。小监房不过十平方米大小，一共关了十个人，中间是通间大铺，西墙角放着大马桶，大小便只能通过仅容单人行走的通道，方能接触到马桶，一进门就得脱下鞋子蹲上一尺高矮、用木桩钉成的木板床。被关押的十个人中，除了我和另一盐商外，其余都是现役军人，案犯不外是抢杀人，吸贩毒品，乱伦情杀，图财害命等等人间渣滓。
入监之后，没有多久，敌人就开始了审讯。果如所料，敌人只是恐吓咋唬，无任何可资说明犯罪的实质资料，更谈不上所谓共产党的嫌疑证据。法官要我说明历史情况，我答辩你：我抗战开始就参加了第三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转战苏、皖、豫三省历时八年，军队复员，才因失业留落到徐州，我自谓抗战八年，无功劳有苦劳，万万没有料到今天受此囚徒待遇，不知天理何在，实在令抗日将士寒心。他们听了之后，并无只字驳回。几次审讯，毫无新词，以后也不再问话了。
国民党军警执法机关，同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司法一样，从来是“有错抓没错放”。要能争取保释，必须花上一笔钱。于是就托请徐州盐务局业务科长杨绍唐，找到徐州国民党防卫司令军统特务头子杨蔚（河南同乡）送去一份厚礼，由杨蔚出面证明我是一个正当商人，就这样我和伙友们被宣告无罪释放了。我出狱后摆了筵席宴请了杨蔚夫妇及许多奔走帮忙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打入在临城国民党九十七军里的孟庆元同志，听说我在徐州被捕已经获释，“急需款项使用”，他就筹得一千五百元，恰逢陈毅军长派林庆荣同志到孟庆元处工作，孟请林先往徐州一趟，把这笔钱送交给我。林在路上被新四军某师一个游动哨盘查，林不便暴露身份，只好听任处理，最后林被押送到军部，林向陈毅军长说明了送款给我的经过情况。这样，我在徐州被捕问题陈毅军长也知道了。陈军长立即命林庆荣把款送到徐州，还带来陈毅军长的口头指示要我回军部汇报工作。并说：“如一时不能来，也要我先以写信办法联系。”
我的被捕很蹊跷，不能排除“中华盐号”里潜藏有坏人。这样，我已不便留在徐州，即离开这个盐号，携带家眷，迁往开封，暂借花卉街卢氏同乡会住下。
十二、紧急任务一九四六年八月，我举家由徐州迁到开封，把家属安置好后，又返回徐州，并由徐州往临沂新四军军部汇报。过县不远，来到一个叫桑村的地方。这时，忽有两个骑兵三匹马一溜烟尘赶来，问我：“是不是姓许？”从我的答复，他们肯定我是他们要找的人。其中一个对我说：“鲁南军区联络部请你去有事相商。”
鲁南军区不是我的领导系统，一向又无任何联系：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既来相请，必有缘由，只得随两位骑兵骑马同去。
不久，来到一个村庄，迎接我的原是同我“工委”有直接工作关系的邳、睢、制办事处主任赵卓如同志及鲁南军区联络部副部长崔济民同志（由赵介绍）。原来他们去鲁南军区第十师驻地打听徐州情况，该师师长张光中告他说：刚从徐州来了一人，探问往临沂去的路径，又说了我的身高相貌特征，赵卓如估计是我，就派骑兵把我追了回来。我们见面之后，大家都甚为欢喜，他问我徐州出事的前因后果，我向他述了在徐州被捕与出狱经过，以及陈毅军长要我回军部汇报工作等等。我又趁机提出请他们派人护送我到临近去。他们说：护送你去临折，自无问题。但是现在有个十分迫急的任务须由你来完成。
他们说：有个随五师突围东来的干部周继武（即周郁文，化名叶超）同志，当时打入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周毓英部任警卫连指导员，现在该军驻地是正同我军对峙着的峄县邹坞镇（枣庄以南），原来与周联系的一个专职交通，化装为牲口贩子，偷渡运河时被敌人发现扣留，至今生死下落不明，以致与继武同志联系中断。如换别人去联系，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一是原来专职交通相互订有秘密暗语，另派一人，暗语即无法解决，二是要在敌内密联系，如不熟悉敌内情况，就无法进入，况在战争前线，一个生人闯入军营内部，是极端危险的。一时想不到妥善办法，你对蒋军内部情况有亲身体验，有应付这种局面的条件，看来只有请你辛苦一趟了。“崔济民同志接着说：“目前，急需要了解五十一军各方面的情况，也十分关切周继武同志的安全。因此只好请你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了”。
当时是战争胜利高于一切，为了军事需要，只好把不属于自己的任务，接受下。我提出：“如果联系不成怎么办？”赵、崔的答复是：“联系不成等以后有机会再说。”我又问：“到那里联系上了，打起仗来，回不来了，又怎么办？”他们说：“联系上了受阻于战争回不来了，继武同志的组织关系，归你们“徐州工委”领导。”我又提出：“一旦战局变化，我无法回到临沂军部汇报工作，怎么办？”赵、崔说：这个请你放心，我们会把你的情况，向军部汇报的。”最后，我问了周继武的特征，崔济民同志说：“他是河南潢川县人，个子不高，体质结实，有两道漆黑的浓眉，很好识别。”
动身前，济民同志又和我说：“现驻枣庄的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有两个军长张克侠、何基沣过去三十年代与我党有关系，虽然多年来没有联系了，但政治上是可靠的，你们“徐州工委”可以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这是中央负责同志交来的重要工作。”我答应相机进行。最后赵、崔又亲送我到济宁找到丁一、佟刚两同志安排我当改偷渡微山湖。
夜幕降临后，我登上了长不足丈，宽不盈尺的小船，划行了一夜，黎明到达彼岸，再步行三十里。我到了徐州后，先与地下党员佟九嫂取得联系（佟刚把佟九哥与佟九嫂的组织关系转到我处）。在佟九嫂处得知津浦铁路徐州至滕县段已被封锁，一般商旅禁止通行，而由徐州去峄县邹乌村与周继武同志联系，必须首先通过这一带难以通行的军事禁区。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时想不到出路，次日想起了同乡李克诚，他是河南嵩县人，二十五六岁，是国民党二十一兵站总监罗东藩亲信的上尉副官。他对人诚恳热情是一个可以借重的关系。我找到了他，请他协助我去峄县办一件私事。他立即慷慨应允说：“一定帮助，但主管车辆运输的是一位刁副官，驻在韩庄，他和我十分要好，我写封信你带上去找他，是会得到帮助的。”
次日，我到韩庄车站见到了刁副官，他同意我坐他们的运输战备工程建筑材料车，并把我化装成一个国民党押送人员，安全通过封锁线，直达邹乌村第五十一军军部驻地。
我去找一个未见过面的周继武同志，总得有个原由吧。事先我假托他母亲口气给他写了一封信，带在身上，找到这个军部的特务连连部的人为我传话。继武同志出来了，他的特征正如济民同志所概括的，剑眉甚浓给人的印象很深。他突然见到一个并不相识的我，似甚惊疑，只打了个招呼，就扬长而去。我想，他可能在琢磨我的善恶来头，以便作出对付吧！旋即见他又折回来。我对他说：“崔先生叫我看你。”他听了这话似有亲切之意，而十分热情地问寒问暖，随即邀我到外边去吃饭。我们来到一个远离连队的山坡上，我才详细地向他讲明了来意。
他告诉我：“打入这个国民党五十一军，是通过大革命时代危拱之同志和地下党员周子同（又名周与泽）的师生关系，在这里进行搜集军事情报和争取他们起义的工作。”他叹了口气说：“现在工作刚刚开始，就与专职交通断了联系。”
我们两人又研究了今后工作与联系的办法，鲁南军区所交给的紧急和机密的任务，算是如期完成。就在这时，鲁南又爆发战争，交通断绝。其间，我几次去临沂，都未成功，始终未能实现向军部的工作汇报。
到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已经被我全歼。继武同志找到“徐州工委”汇报工作。对这次鲁南战役，他不仅及时提供了一些重要军事情报，也作了瓦解敌人与基层起义的工作。
十三、勇取密码一九四七年七月间，自卫反击战已处于我军全面出击，大量消灭敌人的有利阶段，为了获得敌人的军事行动情报，取得敌人的电报密码，这是急迫需要非常手段的。这一工作不仅有其重要性，而且有它的急迫性。此时，我通过李村汀同志的介绍，认识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所机要处少校译电组长秦光异。此人性情随和，忠厚老诚，谦虚谨慎，胆小怕事，如果动之以情、晓以大义，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即或遭到拒绝，也不致祸及组织与同志。我决定对他开展工作。一天晚上，我持村汀同志的介绍信，又备了一份厚礼登门拜访。过去虽是萍水之识，但现有村汀同志的推荐信又有厚礼奉赠，就象老友重逢似的受到众迎。晚餐时，我们边吃边谈，他对国民党的战争前途持悲观态度，谈到共产党的政策，毫无表示恶感。这样的时机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的。我即单刀直入地说明我的身份和来意，希望他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有所抉择，希望他能站到人民这边，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我说：“现在我军很需要军用密码，你能带出密码本为我抄录，你就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六贡献。”我突如其来，提出密码本问题，使他无所躲避，必须明确态。但见他双手抱头，半晌不语，一再迟疑地说：“使用密码，制度规定很严，不得超过两小时，更不得携带外出。现在，你要把密码本带去抄录，困难是不好解决的。”我看他没有拒绝的意思，又进一步说明党的政策，凡有功于革命的人，其身家性命与前途出路，解放军予以全部保证。
他当时向我提出两个办法：一是设法把他在郑州的母亲与妻子先行接到解放区，然后他带着密码本投奔解放军；二是准备照相机一部，在一小时内把密码本拍摄完毕。我摇了摇头说：“这两个办法都行不通。第一，携密码本潜逃，危险甚大，而我得到的密码本，也将成为漂亮的废纸；第二，照相办法简单易行，而眼下既无这种工具，也不掌握拍摄技术，现在只有抄录一法。”最后，他无法推诿就鼓起勇气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通知在国民党第六十八军任上尉副宫的周继武同志，要他以现役军官的身份，在郑州市万顺街“交通旅舍”开一个房间，先住进去，然后通知我“工委”的地下党员崔景元同志，立即作好抄录密码的一切准备。到了约定时间，秦光异佩带少校军衔，衣帽整齐地带来密码“底码”与“乱码”，我们就立即开始了抄录工作。这个旅社虽住满了军人，但周继武、秦光异都是全副武装，在门口出出进进，进行了巧妙的掩护，其他军人也就不敢进入房门了。
由于房内光线较暗，而手抄速度又慢，一小时过后，只抄码三分之一，秦在一边挥汗如注，看来两小时内，绝完不成抄录任务。秦十分着急地说：“只要把'底码’抄完，'乱码’抄录一半，也有很大作用。”又说：“我必须马上交回密码，过时必被查究，难免要遭到无谓的牺牲。”我见此情景，立即决定停抄，由他把密码带回。虽有功亏一篑之憾，但权衡利害，决不可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我即把所抄半部密码送回豫皖苏军区领导机关。这件事受到领导机关的高度嘉许。
十四、大军渡江一九四八年七月间，豫皖苏军区政委吴芝圃、参谋长陈明义指示我“工委”说：“当前工作重点，主要是弄到崇明岛至田家镇沿长江的江防设施及江阴与马当要塞的设防情报材料。”并强调：“这些材料务必设法在我大军渡江之前及时送回才好。”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豫东雎杞战役以国民党区寿年兵团被我全歼而胜利结束。全国捷报频传，形势急转直下，蒋管区的进步人士纷纷投奔解放区。在大转变的重要时刻，来解放区的许多人士中，有三个愿意重返国民党区，利用他们和国民党的上层关系，力争对解放事业多做贡献。这三个人是马步周（曾任国民党接收专员）、杨子固（原开封第一中学校长）、周化南（原是律师，解放后任开封市法院院长）。当时豫皖苏区党委和军区同意了他们返回蒋管区的意见。他们动身前，军区参谋长陈明义同志要我同他们见了面，并指示要我同他们一起到蒋管区领导与联系他们的工作。陈参谋长还单独对我作了交待，说：“马步周有许多国民党的上层关系，可以去南京、上海一带活动。”豫皖苏区党委城工部长曹志真同志听说我被派往南京上海一带，他提出了不同意见，并特意找吴芝圃、陈明义同志详细说明我不能去的原因。他说：“天民同志在外边有一大摊子隐蔽力量，散布在国民党各个地区，并有部分同志深入敌内，别的同志接替不了，因此，调动他会影响这方面的工作。”陈参谋长解释说：“老许这次出去是一个特定的重大任务，他是去搞解放大军渡江的江防情报的，且时间紧急，另派人已来不及……”吴芝圃同志支持陈明义同志的意见，这样，我去京沪一带工作就定下来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间，我通过马步周又结识了与南京国民党海军参谋长有亲戚关系的张德流。他是“劳动党”的主要成员之一，曾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长。他在蒋军中有上层的亲友关系。此人经过我说服和影响工作后，表示要为解放军渡江战争作出贡献。一日我向他提出说：“如能设法把有关江防情报搞来，不是迎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个最好的具体行动吗？”他表示可以作得到。
过了两天，他果然把江防布防地图搞到了。完全弄清楚了敌军江阴马当两个要塞的防守情况，搞清了崇明岛到田家镇的江防设施、兵力分布、防守重点、登陆艇性能和炮艇的数量、时速、炮火装备、射程、制造年限与制造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造）。
我得到上述情报，已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大军渡江在即，我必须火速把所获上述情报送回开封，并向已任开封特别市市长的吴芝圃同志和李实同志作汇报，为大军渡江提供了迫切需要的情报材料。
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我“特支”与“徐州工委”在隐蔽战线上先后在周口建立了两个地下联络点，在水寨建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点，在界首建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点，在徐州建立了两个地下联络点。这些地下联络点，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对战火纷飞的华北战场、山东战场、中原战场，转递情报、输送干部、转运物资起到了非凡的作用。
先后领导我们工作的有淮北区党委、鄂豫边区党委、冀鲁像区党委、豫皖苏区党委四个区党委的领导机关。各领导机关先后派来的领导、联络以及专职交通人员有新四军四师的张荣华同志，五师的李彬、王治国、马毅人同志，七师的李其祥同志，华中分局的刘鸿文、林恒与朱伯仁同志，以及新四军军部与陈毅军长派来的林庆荣同志等。
我们从只有两三个党员建立“特支”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共发展党员四十四人，有贡献的工作联系八人，一般的工作关系九人，共六十一人。
到新中国建立，我们结束了在隐蔽战线上的前一段工作。
资料来源：
《卢氏文史资料》第三辑(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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